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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汝杰的共享空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支持学术批评网学术批评网在杨玉圣教授的主持下，对很多学术上的不轨、不端行为，勇敢地（在当今中国，真得用上这样的修饰语）进行了合情合理的批评，为学术界扬正气，除邪风。是值得支持、值得关注的。最近有一个多星期，一直无法上去，今天得空搜索了一番，才知道居然有人发起了攻击，这种黑客也过于卑鄙下贱。可见，在学术上抄袭、剽窃的人，是如何对付批评的，可能也只有这样的手段才符合其一贯“风格”。对此表示愤慨和抗议，并表态坚决支持学术批评网（这绝不是被迫的，更不是那种“人人过关”的表态），也希望各位多多关注。
读《清稗类钞》札记-2●请上坐泡好茶 扬州之平山堂，有僧主之，阮文达尝于予告后往游焉。时僧方据纸作楹帖，文达布袍葛履，旁立观之，僧以为村叟也，漫呼曰：“坐，具茶。”书罢，叩其姓，文达以告，僧以为文达之族人也，遽加礼，云：“请坐。”并呼泡茶。坐定，叩何字，文达以实告。僧惶遽失措，拂炕，请上坐，亟令泡好茶。旋以所备纸墨乞文达作书。文达濡毫据案，沉吟曰：“无好联语。”俄书云：“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讥讽类，第4册1572页） ●衣之尺寸 道光时，京城内外之成衣匠皆宁波人也。有人持匹帛命其裁剪，匠遂询主人之性情年纪状貌，及科第之年份，而独不言尺寸。其人怪之，匠曰：“少年科第者之性傲，胸必挺，宜前长而后短；老年科第者之心慵，背必伛，宜前短而后长。肥者腰宽，瘦者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缓者宜衣长。至于尺寸，成法也，何必问耶？”（讥讽类，第4册1580页） 读《清稗类钞》札记-1最近，开始抽空读《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共13册，每册有30多万字，所以花费时间很多，至今才读到第6册。先把前些日子读到的一些有趣的段落“发表”在这里（见于第1、2册的例子）。网上有热心人把此书做成电子版，很有帮助，功德无量。但是还有错字。我这里把文本改为简体字，并做了校对，也改了个别标点。（1）其中有与语言文字有关的信息。如下例是很有名的： ●正音书院 闽中郡县皆有正音书院，即为教授官音之地。雍正戊申上谕：“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言语，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语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为编氓，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道，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徧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达矣。”各处正音书院，上谕所建。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乃至嘉、道时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课制艺矣。(教育类，第2册566页) （2）关于方言的记录，最有名的是第5册中的方言类，但是各处还往往可见到零星的方言词语等。如下面第一例，说到船搁浅在沙滩上，用了“胶”。方言里常见的用法是，指冬天船被冻在水中，无法动弹。还有用到方言俗语的，如第二个例子。 ●陈其元折服英美商人 有英商某，以船载煤赴沪，舟胶于沙而沈（沉）。（外交类，第1册464页） ●杨某为歪头举人 顺治丁酉江南乡试，吴中有杨姓者获隽，因其头歪，人呼之为歪头举人，并为七字吟以赠之，曰：“侧，吹笛，听隔壁，思量弗出，颈里摸跳虱，圈棚船立弗直，我是梁山阮小七。”此诗第五六句皆吴谚，非吴人不能解也。(考试类，第2册636页) 《清稗类钞·方言类》里有关吴语的记录 勿忘过去，警惕未来，历史才能正道前进。今天偶然检索到周有光先生去年的大作《端午节的时代意义》，看起来好像是应景的文章，但是饱含深意，值得认真一读。特抄录如下，与诸位共享。 ----------------------------- 周有光：端午节的时代意义 今年（2008）端午节，成为法定节日。这是晚近复古思潮悄然兴起的一种表现。 二十四个节气是天文节日。端午节是人文节日，不属于二十四个节气。 民俗学认为，端午节来源于古越人的图腾祭祀，插艾蒲，饮雄黄，挂香囊，禳灾异，都是公共卫生的原始防疫。 但是中国人民代代相传，端午节是纪念屈原投江的受难日。龙舟是到水中去找寻屈原，粽子是给屈原的灵魂祭奠。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受难象征，正像耶稣是以色列人的受难象征。 屈原（前339－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才思超逸，辅佐怀王。秦楚争霸，“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主张联齐抗秦。怀王轻信谗言，放逐屈原，与秦结盟，被秦俘虏，客死于秦。顷相王即位，继续亲秦，再度放逐屈原。屈原流放江南，辗转沅湘，哀吟苦忆，目睹亡国。秦将白起破郢都，灭楚国。屈原无法再活下去，自沉于汨罗江，以死殉国，时为（前278年）阴历五月初五。“端、初”同义，“五、午”相通，端午节即初五节。 屈原之死，震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端午节从纪念屈原受难的节日，经过二千三百年的绵延，发展成为尊重知识的节日，解放知识分子的节日。 怀念古代为的是教育今日。阅读古书而不知“以古鉴今”，读书何用？纪念端午节，自然地从屈原受难，联想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历代的文字狱，特别是毛泽东的反右运动。
秦始皇焚书坑儒：（前213年）下令焚烧《秦纪》以外列国史纪，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以吏为师；次年，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儒生坑死于咸阳。
毛泽东的反右，直接摧残五十五万人，连带亲友两百五十万人。提倡“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毛泽东得意自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跟他的反右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在“知识至上”的全球化时代，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实行如此残暴的集体清洗，在世界历史上少见。
屈原被否定，放逐异乡，心力交瘁，投水自尽，这跟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被否定，下放劳动改造，折磨而死或失望自尽，历史轮回，何其鲜活！田汉的自沉，老舍的自沉，储安平的失踪，一代知识精英被摧残，虽然近年来不再谈论，可是老百姓心中没有忘记历史。言论可以控制，记忆无法禁止。中华民族的特色就是有历史记忆。勿忘过去，警惕未来，历史才能正道前进。 端午节成为法定节日，是复兴传统文化的信号。全球化时代是双文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实行国际的现代文化，同时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以本国的传统特长增益国际的现代文化，以国际的先进制度改进本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端午节的时代意义。 2008年6月9日 时年103岁 再说威妥玛式拼音孟修斯和常凯申-令人震惊的无知！早些年，有“名”大学的“名”学者翻译英文书，把我国的“孟子”（Mencius）翻译成“孟修斯”，可称为不学无术的典型例子。今天又有最新的例子，把现代名人蒋介石的名字翻译成“常凯申”（Chiang Kai-shek，这是威妥玛式的拼音，记录的是方言读音，翻译者不理睬最后的字母k，却凭空多加了个鼻音，成了“申”）。这种“新闻”让人哭笑不得。此书中被人指出的错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作者再怎么吹嘘，说是什么“呕心沥血之作”，这种例子只要找出一个来，就绝对不能看作合格的作品，何况有一批类似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不应该不知道的常识，更何况是能翻译出版书的教授、副教授了。再不济，查查词典也能找到合适的答案呀，连这一道手续也不做，怎么能让人相信你是“呕心沥血”了呢？（夏济安（T. A. Hsia）被翻译成“赫萨”，可见她不知道威式拼音里的hs相当于现代汉语拼音的x，而且这里又凭空丢了个字母i。）但是在中国，现在这种滥竽充数的“翻译家”太多，可以说不可胜数。有很多翻译书无法卒读。多年前，看过黑龙江大学的某日语教授翻译的语言学教材，除了诸如把Greenberg翻译成“古林巴古”，把越南的“字喃”（Chữ Nôm ）翻译得面目全非之类外，还有好些处误译（手头没有原书，只好待以后补充）。最近还看了一位在日本留学过的学者，写了洋洋洒洒的“汉学史”（网上查过，竟然还有多种不同名目的“版本”），其中的错误离奇得简直不可思议，等有空时跟诸位奇文共赏。更令人担心的是，如此的倾向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孔老二先生（Confucius）也会被改名为“孔府修斯”或者“功夫修斯”。
高山杉看来是笔名，但一定是内行，所以他能发现问题并非很奇怪的事。但是陆谷孙先生却显得有点大惊小怪了，说“我十分敬佩发现‘常凯申’谬译的高山杉先生，曾四处打听他何来如此学养和外文功力。”估计他也是让遍地开花的乱译错译吓坏了，见到认真的人倒有点不知所措了。
PS,看来，主观臆测是要出错的，虽然没有“常凯申”那么严重，也值得注意。“高山杉”并非笔名，确有其人，只是我孤陋寡闻。这一位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所以陆先生也不必“四处打听”了。
@，应该怎么读?今天翻到一张旧报纸，是一年多以前的《朝日新闻》（2008/4/3），第10版有驻外记者喜田尚从罗马发来的手记，谈到电子邮件的地址中“@”这一个符号应该读什么。他说，日本人把它叫做at mark，美国人就只读作at，意大利人把它称为chiocciola（蜗牛），俄国人把它叫做sobachka（小狗，собачка），希腊人叫做papaki（鸭子），波兰人却叫做małpa（猴）。看来，各国的人更多的是根据自己对这一符号的印象（形象）自行起的名字。这是很有趣的现象。但是汉语应该怎么说,却不太知道。我的记忆是好像只用英文的说法at。
（按，里面的字母是根据日文的片假名转写的，希腊语和波兰语的实际写法尚待考证。查网上词典，意大利语“蜗牛”叫lumaca[阴性]，与这里的音差距很大。现在根据清籁小弟提供的信息，得到了正确的拼写形式。谢谢！但是两者有什么区别就不明白了。还要查!）
PS,今天(6月17日)查了波兰语和意大利语的词典，找到了正确的写法，也知道了意大利语两种蜗牛的不同，蜗牛应该是 chiocciola，而lumaca是蜗牛的俗语说法，一般指鼻涕虫（蛞蝓）。波兰语的 ł 的读音则如u。希腊语的还没有找到。（词典的记录请看右侧的照片栏）
中国的学术真的没救了!中国的学术真的没救了!《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揭示了如此惊人的事实：研究生连基本的论文都不会写，把抄袭当作唯一的法宝，他们宁愿把功夫化在如何改动抄来的论文、躲避机器的测试上，而不愿意自己动脑筋思考。他们这么些年学了什么?老师指导了什么?学校的管理部门到哪里去了?教育部的领导们干什么去了?直到要动用机器来测定，居然还引起了大规模的震动。可见,绝对不是一个学校一个专业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只是如何处置抄袭的学生,而那些指导老师及相关的主管部门呢（无理要求连论文基本功也没有的学生在读研期间发表论文的不就是这些管理部门吗）?就能够轻松地置身事外了?更令人震惊的是下引段落中的事实，——当然，由此也能明白，为什么在大学生、研究生里，抄袭能如此盛行了。（这与处罚贪官污吏一样，已经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这样，追求学术的进步、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不是完全的空话吗？如果教师的情况真如沈阳说的那样（估计他不敢像余某人和某东东那样信口开河），再加上在这样的环境里出来的学生大量进入中国学术的主流的话，那么所谓“学术”真的是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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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许多人质疑：为什么只针对学生，不针对老师？
沈阳：这个软件并非针对学生的。至于为什么没有查老师(的论文)，这个问题我把他叫作“学术原罪”，就是说，经过50万篇论文的抽样发现，这个(指老师的论文抄袭)量非常大，抄袭的人非常多，严重抄袭的人非常多。这就是说，如果都揭露出来，会不亚于一场政治运动。
●技术不可能彻底解决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和对学术道德培育的问题。并且，如果学生只是为了通过检测而做论文，反而可能使反剽窃系统沦为一种“稻草人”般的摆设。他还认为，当开发反剽窃系统进行“学术打假”成为一种产业时，这恰恰是社会的悲哀。
让我们折腾吧!今天看到一条消息，据称为了“保护”少年儿童，“所有的”电脑必须安装某个软件（有拦截、过滤、控制、查看上网记录等等功能），其理由，用苏州话说，叫做“说得花好桃好”，用普通话说就是“吹得天花乱坠”。用心良苦，但是让人不由得想象，10多亿中国人（除了少数“管理”人的人）都还是没长大的小孩，必须强迫安装“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内容不明的软件，让人家“管”起来（就像某位大明星最近宣称的“需要管”），还要被迫为那些官僚们的无限“遐想”埋单!（哪儿有免费的宴席？巨额的“开发”费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想象一下，如果微软要所有的电脑都安装它的WINDOWS的话，行得通吗？它敢吗？尽管现在的用户非常多。再想象一下，如果舍得这样用巨大的资金来办学校，中国的教育经费就不可能是世界倒数第几位了。——网上一查，正好看到：
让我们折腾吧!
——画得很生动。想与诸位共享，但是要尊重人家的著作权，所以把其链接附在后面。
从“坝”字能联想到什么?
●然而，根据目前很多用户的测试结果，该软件的技术成效并不像有关部门评价的那样“显著”，存在多种误判和漏判情况，其中有些情况达到荒唐可笑的程度(比如，若图片背景是黄色为主，黑色为辅，就有可能被“X坝”判为色情图片；学校老师所出的数学题里因为有玩球和摸球的字样，就被软件所屏蔽掉)。就连软件开发者也承认，“软件存在对图片的误过滤情况，目前对图片的识别准确率达不到100%，因此需要不断地完善”、“软件的文字内容过滤也确实存在误判的情况，机器毕竟不能完全替代人脑的思维，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能力还有待提高。”既然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为什么不能给业内公司及相关用户以更多的时间来测试“X坝”软件？现在，对于用户在有“X坝”的上网环境中的痛苦体验，软件开发方也只是说“如发现误过滤情况，请将误过滤的网址发送给我们，我们会不断地更新相关过滤库，提升过滤性能”，总不能把那么多的电脑用户都看作实验室里的兔子吧。http://tech.163.com/09/0610/07/5BEA2VJJ000915BD.html●政府强制所有计算机装上上网过滤软件，岂不是只许成年人接受青少年可以接触的信息，把成年人全部当成了青少年？尽管工信部和外交部都出面对公众的质疑做出了解释，但这一政策措施的推出效果被大打折扣无疑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软件可以随意卸载，又何必要求所有出厂电脑都预先安装呢？因为这样会存在一个问题，国家花钱买的软件，如果未经使用即被卸载，这不是浪费国家财产吗？做一个最坏的打算，倘若每个人买到电脑后都卸载，那工信部的4179万买软件的公款，也是千千万万人民的税金，岂不是打了水漂？那工信部相关人等是不是要承担浪费公款的罪责呢？
●当一种“关怀”过了头时，也必然会隐藏着一种不可告人的阴谋。
韩寒：X坝系统提醒你，以下内容包含不良信息
●中国社科院的马光远先生的意见最为有代表性：我家是不是装锁是我自己的事，与政府毫无关系。这个道理自然是没错的，我们总是能看到某些机构打着为民谋福的幌子，其实是在做着损害大家利益的事。所以，在我们这里几乎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凡是强制要求的基本就是侵犯我们权利的。尤其是这个强制性的东西还暗含着这么一种思维：老百姓是没有自制能力的，必须要政府来规定我们能够看什么、不能看什么。
鲁迅：头发的故事（节选）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村上春树: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今年二月到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他在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面前，谴责了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演辞中最动人话语是：“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无论高墙是多麽正确，鸡蛋是多麽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c8ka.html~type=v5_one&label=rela_prevarticle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9-02/05/content_10765810.htm 端午的粽子今天收到德和兄发来的电子版粽子，虽然并非原创，除了色外，香、味都没有，但是照样充满友情。这里转发其中的几幅，再加上我搜集的几张（其中有一张是日本粽子），与大家分享节日的快乐。紧接着，又收到在某“异国”辛勤工作的另一位老同学发来的信（日期为28日凌晨），文字虽短，一样情深意长，特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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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异国，且近日杂务甚多，似乎对国内的一切都有点生疏。上午，按中国时间应该说昨天上午，接XX行X处长电话XX行长明日假MK酒店设宴共度端午节，才意识到佳节来临。照例把中午的残羹剩饭煮一锅叫化粥充作晚餐，不知为何，一阵倦意袭来，沉沉睡去。醒来已近半夜，泡了一杯绿茶，睡意全无，闭目养神却思绪浮游。端午节似乎应该天下举哀，悼念爱国诗人和政治家屈原，更应反思我们的文化传统，忠臣不得施展抱负，大多死于非命，奸臣却往往享尽荣华富贵，尽管后世遭人唾骂，其何知哉？而现在的端午已经蜕化成一个商机，很多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甚至考证出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根本不是纪念屈原。我不反对百家争鸣，只是希望多一点忧患，少一分浑噩。（石按:[1]文中的“昨天上午”，当按北京时间计算，因为当地时间还在前一天。据本人说明，地点是在东七区，比北京还晚一小时。[2]“处长电话”后,当有一个逗号。） 岩田礼：关于《汉语方言地图集》和曹志耘关于《汉语方言地图集》和曹志耘的二三事 岩田礼 曹志耘先生是1994年9月去访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当时曹先生应平田昌司先生及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是参加了在静冈大学举办的研究会后去直接东京的。在国语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吉冈泰夫和大西拓一郎两位。当时，国语研究所正在编制《方言语法全国地图》（1989-2006）的过程中。我们参观了操作的现场，他们使用小图章，在空白的底图上把各个特征一个一个地盖上去。还给我们介绍了日本方言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日本语言地图》（1966-1974），说明了其编纂目的及意义。 《日本语言地图》的一个目的是“阐明日语在地理上的差异及各种方言词形的历史”，其中，浓重地反映出了语言地理学的一个思路，即认为，在地图上出现的词的形式里，相对来说有新的层次，也有老的层次，这反映出了语言变化的状况。所以，300张地图里，大部分是“太阳”、“月亮”、“手玉”（日语词，一种女孩子的玩具）等词汇项目。而在中国，1987年出版了《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这是一种方言分区地图，性质与《日本语言地图》是完全不同的。此书用17幅地图来表示如何给各汉语方言分区（此外还有民族语言地图和综合地图18幅）。但是方言的分类和分区是语言学的一大难题，恐怕永远也得不到答案的。本来，在人文科学领域里，所谓“分类”要确保有科学的根据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也有汉字的“六书”那样成功地分类的例子。《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划分法大致上得到了认可，但是其后还是有种种的争议。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方言的分区，是一种简明扼要地展示方言分布的手段，这是毋庸置疑的。原因是中国的方言研究在此前曾经有过一段相当长的空白时期。从研究史来看，这一《地图集》也实现了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1927）以来的一个夙愿。 我是1970年代在日本的语言地理学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方言地图，无非就是如“蛇”怎么说、卷舌音的有无之类的项目地图（在中国叫做“特征图”）。所以1980年我第一次实地调查汉语方言时，就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语言地理学的方法。1989年起，以《日本语言地图》为蓝本，我和朋友们一起开始制作全国性的汉语方言项目地图。但是我们无法去实地调查中国全国各地的方言。我们只能根据中国出版的各种方言资料逐步地画成地图，这一工作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中。 在国语研究所的访问结束后，我把曹先生请到附近的咖啡店里，跟他说，制作项目地图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这种地图必须由中国的学者来制作。曹先生也许在看了日本的方言地图集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对于我滔滔不绝的诉说，他却保持沉默寡言。我想我的这些话，大概让他不高兴了。在跟他此后的交往中，我才知道，他是个要认真思考后才确切地表述自己的意见的人。也是到后来，我才得知他购买了《日本语言地图》6集（石按，每集约14000日元，合人民币近1000元）。1994年9月，正好贺登崧的《中国方言地理学》日文版（岩田礼、桥爪正子合译，好文出版）出版了，但是我没来得及送给他。也可能是想，日语的书，他也没法读，结果一直没有送。2003年，中文版（石汝杰、岩田礼合译，上海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有朋友跟我说，即使是日本人，看中文版也比看日文版的要轻松）（石按，这是一种误解吧，因为中文版也同样有岩田先生的心血在里头呀），所以更觉得没有必要送日文版了。直到最近，有一天，曹先生从自己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此书的日文版给我看，书里还夹满了批条，他说：“这是我自己买的。”这时候，我真是难为情极了，恨不得要找个地洞钻进去。 说老实话，那时我没能想到，曹先生能在这10多年里完成如此宏伟的历史性大业。作为研究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是从2001年开始的，我应邀出席了三次编辑会议。第一次，是2005年9月在苏州（石按，2005年9月22日至25日，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3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这次是紧接着学会召开的）。当时已经调查了930个地点中的大半，我认为，即使如此，还得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为在制作地图的过程中，除了整理资料外，还必须进行词形的分类，这是极其麻烦的，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是一项相当耗费时间的工作。但是，这一部分的操作进度之快，超乎我的想象，说话之间原稿就形成了。我也参加了部分词形分类的工作，但实际上，我还在左思右想时，已经被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了。2007年4月，金泽大学启动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日中协作研究事业，同年11月在金泽大学召开了题为“日中两国方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曹志耘、赵日新、刘晓海三位来访，这正是地图编辑制作极其忙碌的时期，也许对他们的工作反而是一种妨碍。在研讨会上，请大西拓一郎作日方的基调报告，这也是他和曹先生10多年后的再次见面。今年1月12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了《汉语方言地图集》出版发布会，我有幸出席，见证了这一历史瞬间。会上我也发了言，其主要内容如下（在这里加上了几处简略的说明）： （1）我国的秋谷裕幸先生为这一地图集担任了29个地点的调查工作，美国的史皓元（R. Simmons）先生则调查了23个地点。刚才钱曾怡先生和张双庆先生都说，他们只调查了一个地点。可是我连一个地点的调查工作也没有做，而在编辑会议上发言时却老说些让曹先生头疼的话，实在是惭愧至极。尽管如此，我的名字还忝列在编委会的名单里，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2）本地图集的意义重大，可以与《法国语言地图集》、《德国语言地图集》等驰名世界的著作相媲美。《日本语言地图》从开始预备性调查到完成，花费了20年时间。其他国家的地图集，有的耗费了30多年时间。而曹先生率领的团队只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这一伟业，就像刚才各位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是他们废寝忘食、努力奋斗的结果。 （3）本地图集基本上是描写性的，其特点在于正确地提供语言事实。因而，对于读者来说，乐趣是从各张地图里获取种种信息，从而为自己的研究服务。 （4）曹先生主张，中国的方言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我很赞成这一点（虽然在这一点上，我们俩的意见有不尽相同之处）。我认为，第一点，以前的方言学是从属于历史音韵学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是纠正这一倾向的一个契机。第二、近年来，对方言语法的关心高涨，如果把它当作是对普通话语法研究的一种补充手段的话，那么还是把方言学置于附庸的地位了。 这一地图集的做法是，只在全书的开头部分交代了词形分类的原则和记号使用的方法，对于每一张地图却没有单独的说明。我刚听说要采用这一原则时，很是吃惊（因为这与过去的语言地图的做法不同）。但是现在想来，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做法。就像上文所说，词形的分类就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要说一幅地图就能写一篇论文（某编者言），绝对不是夸张之言。 这一地图集，个人购买的话，价格是有点儿贵。但是这并非豪华美术图书，是确实有用的研究资料。 我们日本的学者，现在正在编制一本《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预定于2009年12月出版）。在这一项研究上，我们前后已经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结果还是被曹先生抢到前头去了。当然，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出版后，我们就能说，把“解释”贯彻到底是可能的。最近，在中国有一股潮流，认为如果没有理论指导的描写性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对此，曹先生主张，在现在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优先考虑做好描写记录的工作。是描写好还是解释好，我不认为这种二律背反的议论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我的主张是，“词形分类的结果能在地图上显示出整齐的分布的话，这样的分类是成功的，如果不能出现整齐的分布，那么分类就应该重新进行。”如果我这么对曹先生说，可能他又会沉下脸来了。对于我来说，这只不过是柴田武先生在《语言地理学的方法》（筑摩书房，1969）之类的书里所教导的常识而已。而在曹先生听起来，可能是一种很带刺激性的“理论”。但是，我想，如果我也是在中国受教育的，那么一定也会跟曹先生抱有相同的主张的。 这一地图集的出版，一定会对中国的语言研究质量上的提高作出巨大的贡献的。我衷心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真正确立起一种“为方言学而进行的方言研究”。 （发表于日本《东方》杂志338期，2009年4月，２－５页） PS，关于这一篇文章的原件（扫描件），请看右边的照片栏。 《汉语方言地图集》在日本东方书店的月刊《东方》2009年4月号发表了岩田礼先生介绍《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文章，我抽空把文章译成中文，发表出来，请大家看看。文章是杂记式的写法，对《汉语方言地图集》及主编曹志耘教授的评价很高。我想，这里重点是要请大家认真看看他对语言地理学的认识，尤其是对当代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些见解，值得参考。
 反人类的“教授”当代中国，真是无奇不有，身份是堂堂的“教授”，往往说出来的话，连基本的常识都不顾。这不，又来了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藩。他把房地产业看成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给反对高房价的民众戴上“反人类”的“高帽子”。他竟然还闭着眼睛说：“在中国、世界都在经历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房地产业能够率先启动是中国的大幸，在世界仰仗中国的背景下，也是世界的大幸。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我们必须从更高的层面认识它。”气势“豪迈”！已经到了全世界的国家要“仰仗”中国的时候了？什么时候全世界都羡慕“我们”了？感觉真的不要太好噢！对于只是用来欺骗老百姓的胡言乱语，居然有人自己也信以为真了。难怪要被人称为“叫兽”！真丢脸！
●埃克特说13亿人口中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的标准，它与柬埔寨和危地马拉为伍。按照我国官方的农村贫困人口是1500万，但世行发布报告称中国贫困线与国际标准差距悬殊，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悬殊这么大，当然是中国在统计贫困人口上没有与“国际接轨”。
●炫耀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荣耀，而是可耻，它让我们的血汗钱变成了“唐僧肉”、“冤大头”。那些经济受困国家，受困也比我们强，他们会有几亿的贫困人口吗？也许有人说，中国是人口大国，穷人就多，那我们就按世行发布报告的贫困人口比例来算，中国穷人也占五分之一，有几个经济受困国家有这么多的穷人？既然中国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为伍，那些发达国家捐助我们才对。
风声鹤唳？ 这个星期（实际上从今天）开始，是日本的黄金周。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4月的29日（昭和日[前天皇裕仁的生日]）和5月的2-6日，其中，3日是宪法纪念日、4日是绿色日[与裕仁天皇有关]、5日[由端午而来]是儿童节，再加上周末。6日是国家规定的补休日，因为3日是星期天，与宪法纪念日重合，所以补休一天。按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做法有点奇怪：日本人一般不调休。我个人的情况是:星期五没有课，如果调休，本来可以连休9-10天，比如从4月30日到5月9日。但是，明天（30日）和下星期四（7日）还要去上课，因为不是节日，要正常上班。这样就连不起来了。（据说有些企业因为不景气，可以从4月25日连休到5月10日，但是往往是无工资的“无给休假”，但是那样的假日不会使人身心愉快吧。）
这几天，电视台的各种节目里也不断地介绍节日期间的各种活动、游乐场所等，酝酿假日的气氛。但是从上周末开始，关于墨西哥的猪流感（昨天开始改称“新型流行性感冒”）的话题在各种新闻报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如墨西哥本地的新闻、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日本政府的各种措施等等。有个插曲，昨天晚上，学校打电话来，问一位即将去中国的老师的联系方法。我问，为什么要找他，对方居然说，是要传达校长的指示,要求他暂时不要出国。难道事态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但是看了新闻,很多日本企业已经召回在国外（目前主要是北美和墨西哥）的职工，当然也暂停派遣职工到外国出差（还急送口罩到当地去）。这一做法也不算特别了。估计校长是怕他出国后，万一感冒，回来时会让海关检疫的关起来，这样既对他自己的健康不利，又要影响工作了。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日本的做法是,政府重视（总理和全体内阁部长组成一个应急委员会）、媒体重视（积极报道有关的新消息和预防知识)。现在最兴隆的是口罩的买卖。目前对日常生活还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估计还是会对经济产生大影响的，如去墨西哥的旅行团已经都取消了。
这样做，是否有点过分，是否有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嫌疑？但是，如果隐瞒欺骗（在这里，这一点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的)，后果会更严重。只要想想前几年在960万平方公里上肆虐的那一场SARS，其中的种种“演出”及其后遗症，就能想象了。毕竟人命归天，只有公开信息，让大家了解实际情况（而不是蒙在鼓里），有所准备，才能真的不惊慌，不混乱，达到所预期的目标。
PS,昨天（30日）下午从美国过来的飞机上发现一个疑似患者（女性），又在横滨发现从加拿大“修学旅行”回来的高中生（男性）有嫌疑，厚生劳动相今天凌晨（1：30，即半夜）召开记者招待会，报告最新情况。幸亏到白天听新闻，说正式报告出来，两人得的都不是令人生畏的新型感冒。
也点一支蜡烛每年都会有新的纪念日。去年，惊天动地，增加了一个5月12日。从实际情况来看，这首先应该是个天灾，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人祸。而且从具体的操作来看，越来越像后者了，连伤亡人数也成了不可解的难题（对于严格控制全国人口和户口的国家来说,这本来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而且，公仆们不断地、振振有词地作出不合常理的“解释”（估计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样的解释）。死难同胞（特别是那些幼小的生命）就真的这样销声匿迹了?不，有人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克服着本来不可能是困难的困难。这是真正拨动人们心弦的事情，令人敬佩。请注意这一位人士的博客及他所做的工作，我从他那里借来一支蜡烛，表达同样的心情。
●唐凯司长，我不知你的工作履历，也不知道你的专业训练如何，你的技术职称是什么。但我认为你一方面说“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很难定量地确保” “地震的破坏力，产生的作用是怎么影响这个建筑物的，我们有时候还不能够给它定量化。”一方面又说“温家宝总理已经明确提出，要把学校建成最安全、最牢固、群众最放心的建筑，我们在灾后重建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是很扯淡的。既然不知道地震和建筑结构的明确关联，你们将怎么进行结构设计和计算？将凭什么“科学发展观”可以把学校建成“最安全、最牢固”的建筑，怎么让我们这些“群众最放心”？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cebd41d6e949fd4d ●从统计到认定都要有一个过程。公布数据是迟早的事。公布死难者名单有困难，这是因为其中有部分死者的利害关系人不愿意公布，他们觉得这是一件伤心事。（按,一年了,只公布了几个抽象的数字,还强调困难,干脆把责任推卸到死难者家属身上了!）
●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杨洪波说：从目前的震害调查、抽样鉴定以及我们专家的清查情况来看，目前尚未发现主要因为建筑质量的原因造成的房屋在地震中垮塌的案例。（按,“调查”了一年,把显而易见的问题一下子“消解”为零了。）
不追究地震建筑质量的“部门共识”从何而来？
 谁说官僚机构反应慢？“名”教授孙东东，在放肆地攻击深受冤屈的访民后，遭到了无数网民的反对和谴责，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发表声明表示道歉（确如人们批评的那样，很不诚恳）。而名声因此大大地受到损害的北京大学，却无声无息，在该校领导那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查看该校的网页，更是毫无反应。（其实也不奇怪，以前在发生一些显而易见的学术不端的事件，我们看到的也是类似的现象。）而在另外一处，当地领导反应极其灵敏，行动神速。理由就是发贴者有“诽谤、造谣”等等罪名，严重“损害”当地的“声誉”（！）。其间的反差真有天渊之别。而在美国这种资产阶级统治的腐朽国家，大概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敢在这种场合不出来表态，大概也没有一个市政府敢于如此对付本地市民。这又是一种反差。在中国，此类事件能层出不穷地上演，也可算是世界一绝。如果不申请吉尼斯纪录，真是可惜了。
PS，今天（4月19日）看到，灵宝的案件得到了“领导重视”，王帅获得783.93元国家赔偿。可是，得逞了的领导到底有多少呢？可能是个谜。果然，马上有新的、更“血腥”（也许应该从正面说“更果断、更严厉”）的例子报道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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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监控官员贪腐上有监控公民一半的能耐，公安、检察系统在反贪上也有这种敏锐、高效和严厉，反腐败何至于像如今这么被动和低效。在一些地方，一部分公权资源和监督资源都用在了严厉监控平民和打压公民身上，以至于腐败难以得到遏制，公民权利却不断受到侵犯。
●灵宝市政府有关部门违法占地、侵害农民利益在前，而后又打压网络舆论、非法拘捕、关押网络传举报者于后，这不仅表明了当地政府的遵纪守法、依法执政的水平低下，视国家法律为无物，还表明当地政府部门对国家依法保护的公民之“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四大权利的公然漠视和粗暴践踏。这才是真正损害政府形象和败坏政府名声的行为。
●对于迷信手中权力，并且肆无忌惮地飞舞手中权杖者，要其进行自我反省、从中获取教训，简直是与虎谋皮。(按，“飞舞”当是“挥舞”之误。)
●灵宝市政府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和勇气从何而来呢?我的判断是——来自于无知!所谓无知者无畏。……他们哪里想到,他们的指控,不仅刑法上不靠谱,宪法上更不靠谱呢!
汉语是怎样被伤害的？--好文章由此可见，不光方言要抢救，汉语普通话（尤其是书面语)更需要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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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受害最惨的，可能要数“人民”这个词了。正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在凡事需要开口的地方，“人民”总是隐匿不见；而在需要沉默的时候，我们又总是发现它挥舞着拳头，和暴君站在一起。因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词”。它没有种族，没有父母，不穿衣服，不长头颅，更没有面目，有的只是数量和生殖能力。它有一个别名叫“灰色的大多数”。
●有人说，眼前这种装神弄鬼、凌空蹈虚的学风是由当下的学术体制造成的，但实际上顺着体制的高杆爬到高位，吮到甜头的，又没有一个不是自鸣得意的。因而，就当下的学术环境而言，这种体制和这种学者是互为塑造的：有这样的个人，这样的体制就会畅行无阻；有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个人就会如鱼得水。 ●什么是活的语言？就是老百姓人人能听懂、人人能看懂的语言。当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识字者，包括那些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都不敢使用自然语言，而是用一套莫名其妙的语汇书写历史时，无论他是怎样不由自主，都表明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就一个时代来看，语言就是人。语言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抛弃虚假造作的语言，就是抛弃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命运；用活的语言说人话，做人事，就是撕毁和魔鬼签订的字据，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
又是“专家”，又是北大！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访问时称，老上访者的99%以上都精神有问题！ 这种现象，跟学术有关，还是跟其他什么有关，其实并没有什么疑问。可笑（可悲？）的是，中国有这样一些“教授”、“专家”，竟然能堕落到如此无耻的地步，可谓是天下奇闻。由这种“专家”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是中国人的悲哀！ ------ ●那么，孙东东这样利用自己的卫生部专家身份对公众发言，隐瞒事件的严重性，有意欺骗公众或至少是极不负责地信口开河的人，难道不也应该追究责任，惩前毖后吗？起码应当剥夺他这种部聘专家的公务身份，不让他再狐假虎威哄人吧。 http://hexieshangan.blog.163.com/blog/static/8991849720092191140147/ 专家孙东东也该被问责 http://q.sohu.com/forum/20/topic/5604107 http://opinion.hexun.com/2009-03-31/116207875.html ●而事实上，这个孙东东不仅仅是北大教授，他还拥有一系列其他头衔：司法精神病学专家，现任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司法精神医学主任医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兼职教授；司法部、人事部全国司法鉴定人资格考核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最重要的，他是《精神卫生法》立法起草的主力成员。 ●拥有这么多头衔，意味着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本来意味着拥有更多的道德责任和公共关怀，可是孙东东的言行表明他有多么的冷血，对人权是多么的漠视，他的社会影响力已经构成某种社会公害。可以想象，如果他参与起草的《精神卫生法》会如何演变为侵犯公众权利的利器。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还得“感谢”孙东东。正是通过他展现出来的恶，使得我们更加确信必须杜绝这种恶的继续泛滥。 http://winkjames.blog.163.com/blog/static/1612588220093294333680/ ●北大教授孙东东说，中国访民百分之九十九都有精神方面疾病，我支持。我为什么支持？因为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度里，在一个假话谎言弥漫的国度里，所有的人都会可轻或重地存在精神方面疾病，如果这个数字是百分之九十九，我认为是正常的。 http://wubloger.blog.sohu.com/113544130.html ●孙东东身处堂堂的北京大学，对中国和世界都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如何评选为教授？），可是竟然说出如此下作无耻的话，让我们无法不这样思考：如果他不是患了精神病，那么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愚昧了。他的这种愚昧，近似于精神病，无药可救，但看到这种愚昧的人竟然在北京大学，在电视和电台上抛头露面，引导主旋律的媒体，我们真是不疯掉也很困难的。 又见正直的学者张鸣!张鸣是仗义执言的学者，如果让这样的人当上了教育部长，中国的教育可能还会有希望。但是现今的体制，更可能是设法把他给“灭”了，而不是倾听其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的古话“忠言逆耳”已经是过时的、不能通用的老话了。可悲！当然，也不必过于悲观，我们还常常能听到正义的吼声! 正直的中国人正不断地涌现在我们的眼前，中国毕竟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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